作者简历
作者近影
潘士弘，笔名亦远。1946年生，1965年高中毕业，因海外关系高考落榜，文革前一年成为北京海淀区花园村小学的教师。赶上四清和文革，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批判，下放全过程。种过地，当过装卸工，下过小煤窑。1973年，因中美关系缓和，被批准赴美。1979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统计硕士。曾在硅谷工作，以后在加拿大工程咨询公司从事信息工作。 现已退休，生活在加拿大落基山下。
我检举了她
1967年被批判前，我和三年级班红小兵队长合影
那是1967年初，由解放军为主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了小学。我所在的小学是文革前一年建成的新学校，在海淀区靠近城市的地方。一座新建的红砖楼，四层。院墙是铁栏杆，还有一圈我带学生种的白杨树。一面是土路，一面是市政工人宿舍，前面是小松林遮盖的前清墓地，后面是庄稼地。只有两年历史的学校教师来源于高中毕业生和中专师范学生，全校42名员工过三十岁的不到10人，这还包括校长、书记、门房和清洁工。基本上就是一群二十刚出头的丫头，男的连我在内只有7名。到我们小学的有三个军人，其中队长老刘大约是班长，河北乐亭县人，口音很重，一看就是刚进城的农民，个子倒是挺高，和那年头大多数人一样，瘦瘦的，军风纪扣从来不系上。工宣队是从北京东城调来的工人，有8个人，年龄全在三十以上，到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其实没有什么权力，一切要听军队的。由一个连指导员或者营政委统筹管理大约十来个中学和小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复课闹革命”，小学开始上课。原来全日的高年级，只有上午半天课；原先半日制的低年级，只上两节课，或是头两节，或是后两节，反正下午学校没课，教职员工可以集中搞运动。当时“复课闹革命”，就是搞“清理阶级队伍”。那时普通中国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民，一类是阶级敌人，和古罗马时期平民与奴隶相似。按照军代表老刘动员大会上的说法，在我们仅仅有42位员工的小学，阶级斗争非常激烈，阶级异己分子可不只是“地富反坏右”，还有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他一口气列出了约十来种。对我来说最敏感的是所谓的美蒋特务。在当时是指由台湾蒋介石指挥的特务，据说他们不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下来的，就是被潜伏的特务通过种种关系发展的。开完会，我几乎虚脱，我知道是在劫难逃了。我明白在这个弹丸大的小学，除了我有海外关系，还没有什么人够资格当美蒋特务。我在国民党撤退时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我的父母在海外，他们是和国民政府一道逃去台湾的，然后到了非洲。母亲每一两年有一封报平安的信，通过香港朋友转发给我的姨。母亲的来信使我又想要，又怕来。每收到一封就有一丝渴望见到亲人的幻想，又有大难临头的恐惧。我从不敢回信，虽然我舍不得，但一直老老实实向组织汇报，并将母亲来信原件上交。那时没有复印一说，交了就没有了。抄下来的信在“文革”开始也烧毁了。这样小心和诚实还是犯案了。海外关系是最可怕的关系，因为自己永远说不清，而海外的亲友即便到过一趟香港也可能被认为是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当时香港是美蒋和苏修特务据点的同义词。果然我的一个同事很快就被军宣队找去调查我会不会英文。说来好笑，我一辈全为没在中学学英文而遗憾，就是那几天我真心庆幸学了无用的俄文，不会英文。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出国之后，才知道我母亲这个在香港的朋友恰恰是暗中帮助共产党的。他们的商店其实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据点。当然这是后话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首先是务虚，就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和文章，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然后是带着问题学，就是有针对性地学习有关语录和文章。其实就是旁敲侧击，背靠背检举揭发。第三步就是进入“斗批改”，即是点名点姓揪出阶级敌人。第一步程序是要员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达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萧杀气氛，造成人人自危，只好个个在会上表态要深挖自己的过去，主动交代；还要积极揭发身边的阶级敌人，决不姑息。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少有人再敢“包庇”其同事和朋友，因为你怎么知道在如此众多的阶级异己分子中不会把你自己包括进去？如果你身边的同事被点名成为阶级敌人，而你没有揭发材料，轻说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重说你就是一伙的，很容易就也被揪了出来。越是和你要好的朋友对你的威胁越大，一旦对方出了事，你是不可能说揭发不出来问题的。当然，被揪斗的对方也必须重点交代和你的往来。所以反革命小集团往往就这样形成了。那时候我们同事之间全断了往来，教研室里如果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会马上离开。经常两个人全要离开，动作慢一点的就摇摇头又坐了下来。积极分子们也不敢大意，深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也不少。她们吃过中饭，就五六个人聚在一起大唱革命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情歌改编的“南方来的大雁请你留下来”，那是歌唱毛主席的。我是在吃中饭前先吞一颗安眠药，然后只身一人躺在体育用品室的水泥地上，听着楼道另一端由一群二十刚出头的女教师唱出来的南来的大雁，觉得好像有点凄凉的意味，也许是因为我当时的心情使然。我昏昏睡去，不怕过了下午开会的时间，因为有一名男老师一定会来拍门，把我叫醒。他是7名男员工中唯一的积极分子，专门负责监视我。中午两小时的午睡正好弥补我黑夜缺少的睡眠，没有这样的午睡，我无处可去，无事可做，无人可谈，更无法熬过天天下午的指桑骂槐。保全自己的另一个方法是对自己父母的批判。负责监视我的男老师在务虚大会上不只一次把他当“右派”的父亲骂个狗血喷头，使用了最恶毒的字眼。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难题，先不用表白我骂不了那么狠，也不是我不想交待，只是我揭发不出来。他们离开我时我完全不记事，以后也就那么四五封报平安的信，我对父母没有任何印象，我揭发什么呢？我如何分析他们对我的“精神污染”（当时叫资产阶级影响）呢？可写不出来，批判不了，又揭发不了，我怎么办呢？我真羡慕地主和资本家出身的人，他们应当有的说。对于军宣队来说这是观察敌情，寻找积极分子和准备材料的时期。对于身有先天缺欠的人来说这是最痛苦的时期。我知道矛头指向我了， 但我不能辩解，因为没有人点名指控我。我如果找军代表解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如果在会上解释，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对抗群众运动”，就是“自己跳了出来”。何况我还有个侥幸心理：“也许不是我呢？”我内心深处是真希望学校里有一个真正的美蒋特务。于是我要装着清白无事，要和大家一道在务虚会上发言谈体会，声讨可能包括自己在内的阶级敌人。越是人家怀疑你的罪行，比如“美蒋特务”，你就越不能回避，要义正辞严地分析美蒋特务可能的行动，判断逃避清查的手腕，美其名曰“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我讲完了又揣揣不安，还是怕人家说我这是“烟雾弹”。一个月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了，开会是有的放矢，但还是不点名。这是给你坦白的机会。再说军宣队先揪谁，后揪谁是有安排的，不能打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好比指着和尚骂秃子，和尚只有默念阿弥陀佛，决不能表白“此秃不是彼秃”。几天下来，我突然有了要自首我是美蒋特务的冲动，可是我怎么接的头？和谁联系？提供了什么情报？拿了什么好处？电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枪？我怎么会的英文？我又全不知道，只好故作镇定，拒不交代。又过了几天，我突然开始悔恨自己不是美蒋特务。因为如果我真是美蒋特务，不就有得交代了吗？再过两天，我又庆幸自己不是美蒋特务，因为看到不少被揪出来的“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被打，被抄家，被扭送公安局，被判刑，甚至是死刑。吓得走路腿都软了。真应了当时报纸上的一句话：“惶惶不可终日”，又像热锅上的蚂蚁。俗语说：作贼心虚，原来不作贼心更虚。我要密切观察为军代表看中的积极分子的动向。她们通常开会时晚来十几分钟，那是先到军宣队和工宣队办公室开前会去了。我们没有积极分子的带头时就默默地学“毛选”。我的眼睛在“毛选”和“语录”上，心里在嘀咕，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也许和死囚等候执行的心情差不多。以后每看到红“语录”，我就又体会到这种恐惧，大约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吧。对了，巴甫洛夫是苏联人。我们三年级教研室一共8个人。为首的是“四清”时任命的团支部书记张XX，平时不大说话，但说起来很凶，她的父亲是解放军，是当然的积极分子。最活跃的积极分子叫梁XX，是贫下中农出身的的女老师。按今天的审美观点看，她没有多少女性的气质，短短的头发，走起路来脚跟先着地，有点摇晃。她皮肤很黑，嘴唇比较厚，声音嘶哑，嗓门却很大。当年女老师结婚很不容易得到批准，因为书记怕结婚生孩子请产假，要找人代课很麻烦。但梁XX是少数几个文革前结了婚的青年。她丈夫也是教师，在另一个学校，人很文静，不爱讲话。她是“四清”时入团的，现在的目标是在“清理阶级敌人”的运动中“火线入党”，所以表现最为突出。她和军宣队的关系最密切，我们全要揣测她的话来判断“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老师叫程峻，当时是三十五六岁（1949年大约17岁），相貌却有五十多岁了。他是众所周知内定的漏网地主，人人全认为他是死老虎——跑不掉的。梁XX根本没把程峻当成人，更甭说当成长辈了。没有一天的天天读不拿程峻开刀，老是两眼瞪着他，先来两段“红宝书”中批判地主阶级的毛主席语录，再信誓旦旦地宣布：“我们小学就是有漏网地主，人还在，心不死，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翻天，叫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偷偷瞄一眼老程峻，他竟然还点头微笑。说实在的我恨这些积极分子，他们以整人为进身阶。如果他们原来是对立派的，自然还有派性，更认为他们是报复。如果原来是一派的，就认为他们投机自保。当然我什么也不敢表示，只能跟着他们的调子开展又一天的大批判。度日如年啊！会下，军代表和积极分子频繁找人谈话，动员揭发。那天找了我办公桌对面音乐王老师，她回来脸上有一种荣幸和轻松下来的感觉。她知道找她去揭发他人，说明军宣队还是信任她，说明至少目前她不是被清理的对象。所以我们全天天盼着被军代表和积极分子找，越早被找的人越说明其问题少。我就苦苦等待，眼看一个教研室几乎全被找了，总没有人找我，焦急之外还有绝望的心情。过去和我最接近的同事不但在公开场合不和我说话，不再和我打招呼，而且在私下也顶多眉毛闪动一下。他们知道我要出事了，只好拉开距离，免得被人说为我“通风报信”。但积极分子却不一样，他们主动和我打招呼：“潘老师来了？”我连忙说：“您好！”军代表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甚至主动称我为“同志”。我知道积极分子、军代表和革委会的成员和我打招呼是为了稳定住我。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心理因素：敢称我同志的是知道内情的人，是受信任的人，他们不怕“瓜田李下”。这是特权的一个象征，是你争全争不来的荣誉。我的处境更难了，我不但要继续装着安然无事的样子，还要和广大革命群众一样背靠背地写检举材料。可我检举谁呀？没人给我暗示，我不知道军宣队的战略部署，我如果搞错了批斗的顺序，那是干扰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是会罪加一等的。再说我还是有幻想，期望不要搞到我的头上，我也想立功赎罪。看看每天学习结束，每个人全要交一大堆检举材料，我的压力非常大，却再也没个人咨询了。那天上完早上两节课，返回教研室学“毛选”。根据军宣队的指示，我们要把教室破损的“语录”和毛泽东的照片用火烧的方法销毁。当然这是积极分子才有资格做的事。梁XX曾是我的对立派的骨干，两个月来，我几乎天天被她旁敲侧击，令我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她烧“语录”时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突然讲起斯大林去世时她的父母如何悲伤流泪。其他几个积极分子也搭了腔，回忆小时对斯大林去世的模糊记忆。在销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照片时，谈论另一个无产阶级领袖的死亡，等于是说毛主席快死了，也可以提升为诅咒毛主席死（这就叫上纲）。这是大逆不道的言论，犯了天条。我知道如果我这样聊天，一旦揭发出来，就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梁XX被打成反革命，42个员工中反革命的百分比就够了，我就不一定被滥竽充数成为美蒋特务了。第二天，梁XX照例先去开积极分子的预备会。我像伏击的野兽一样等她回来。天天读快结束时她才回来了，透过黑黝黝的脸，仍然可以看出眼睛是红肿的，显然哭过了。一反常态，她没有说话，呆呆地在办公桌前呆着。大家全愣了，想不到她这个贫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出了什么事。只有我明白，复仇的快意暂时顶替了恐惧，当然我还是不动声色。下午的大会基调变了，主要学习林彪副主席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我确定我的检举生效了。现在是梁XX来体验那种不指名道姓，却比点名还要震撼的含沙射影了。她卷缩在会议室的角落，头低垂着，脸色不但黑，还完全失去了光泽，一下老了十几岁。会间休息时，再也听不见梁XX的哈哈大笑了。其他的积极分子兔死狐悲，情绪低落，失去了同仇敌忾的朝气。被她们踹过几脚的老师虽然不敢多说，却抽不楞子交换一个眼神或略略牵动一下嘴角，使劲掩饰内心的快意。我真正打乱了军宣队的战略部署，我的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个星期没有咄咄逼人的攻势了。军宣队陷入了困境：在小学揪出贫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他们就没有依靠的人了；但他们如果依靠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又是组织性的错误。又过了一个星期，军宣队和工宣队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军队的白政委也来了。会议是梁XX检讨。在军代表老刘带领全体员工念“语录”时，问题的性质已经没有悬念了。他选的《毛主席语录》全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过这场戏并不好演。老刘的音调显然高了至少八度。他宣布：“现在由梁XX同志斗私批修。”梁XX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衣服：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低垂头，拿着检查缓步走上来，首先她向会场上毛的相片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背对着员工，然后开始轻轻地念检查。说实在的这份检查不好写，因为根据那时的规定，凡是涉及毛的非正面的言论一律不得重复，理由是不得扩散反动言论。于是检讨言论罪又不能涉及言论，只能空乏地诽谤自己。念了几句之后，如我们预料的，她开始痛哭流涕，对着台上的毛主席像一再鞠躬，向毛主席请罪。检查会场一反常态，非常安静，没有人带头呼口号。我们根本听不清她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也无须知道她在检查什么，这场戏，台上台下每个人都有一个既定的角色，都要默契地配合，认真地演好，唱好。无论是谁，演不好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多少人是在类似的检查之后，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由革命群众暴打一顿，批斗游街然后送到公安局收监。检查完毕，梁XX又是对毛的相片再三地鞠躬，然后就低首无言了。军代表老刘随后发言，他也很紧张，说，今天是代表军宣队来讲几句，随即严厉地批评了梁XX。同样他也不能说明梁XX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他只是扣了一堆空帽子，例如“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中了刘少奇‘黑修养’的毒”等等在今天可以称之为无厘头的话。老刘操着浓厚的河北乐亭口音，拔高调之后，好象有一点滑稽，使我记起来小时每年秋天到我们家摇煤球的全是乐亭人。最后老刘指出梁XX出身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检讨深刻，因此她的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我们要把工作深入到敌我矛盾中去！”气氛又变了。我还是在劫难逃，不过以后梁XX倒是收敛了很多，算不上积极分子了。她知道是我检举的吗？那一年，我21岁，梁XX比我大，大概是23岁。照我今天的年龄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还全是孩子，可是为了阶级斗争，我们彼此全把对方往死里整。昔日的花园村小学，今天的海淀实验小学。那些杨树是1966年春天我带领学生种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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